市场高速发展的因素首先是肥胖症等的增加，将使得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数量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新型的糖尿病治疗用药陆续成为主流用药，带来更好疗效同时也推高了治疗费用。2014年全球最畅销的糖尿病用药中包括捷诺维（Januvia）、诺和力（Victoza）和捷诺达（Janumet）都属于以上情况。

 

从在研药物类型来看，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在研品种最多的为GLP-1激动剂和DPP-4抑制剂，目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两类药物占糖尿病在研药物的35%。

 

DPP-4和GLP-1作用机理比较接近，都是针对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靶点。不过，GLP-1激动剂通过注射直接提升体内GLP-1浓度，而DPP-4抑制剂则通过口服阻碍DPP-4酶减少其对GLP-1的分解。

 

目前全球获批的GLP-1激动剂包括艾塞那肽、利拉鲁肽、阿必鲁肽和dulaglutide；DPP-4抑制剂则获批更多，不包括复方制剂，获批的DPP-4新分子实体达7种。在西方国家，GLP-1类药物已成为糖尿病用药市场高速增长的主要助推器。

 

 

不过在中国，尽管这两类新药增长同样迅速，但目前市场规模还较为有限，在糖尿病用药市场所占份额仅3%，预计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两类药物在中国还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不太容易撼动目前新型胰岛素、阿卡波糖和二甲双胍的一线用药地位。

 

趋势点睛

相对而言，DPP-4类药物从开发难度和患者依从性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多肽类注射给药的GLP-1激动剂，因此DPP-4类药物研发非常活跃。

 

汤森路透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20余个已获批或在研的DPP-4抑制剂。其中，中国是仅次于美日最为关注DPP-4类药物研究的国家，在研药物超过20种，不过除了恒瑞的瑞格列汀目前已完成临床研究，其余药物普遍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从已上市和在研的DPP4类药物来看，多数品种并无明显差异，不少品种存在同质化问题。

 

DPP-4抑制剂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关注，包括过敏、肾功能影响、心血管安全性乃至胰腺问题都被质疑，这些问题会困扰该类药品的推广。沙格列汀等药物已被要求或建议增加了一系列安全性研究，虽然大部分研究支持试验药物的安全性，但新上市的DPP-4类药物与试验药物并不相同，要获得临床认同依然需要在安全性研究上投入巨大。

 

与此同时，以SGLT-2类药物为代表的新一代降糖药陆续上市，也将挤占本就不太大的此类市场。

 

3、抗感染药物：限抗令的背后

2015年最成功的药物无疑是抗感染药物索非布韦及其复方制剂。回顾近十余年的全球新药研发，我们发现21世纪的前10年，全球获批的抗感染药物仅10余个，业内一度认为除了艾滋病，其他感染疾病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不是重要问题。不过，近3年抗感染新药的批准速度大幅加快，每年获批的抗感染用药数量都超过了10种。2015年，美国出台“抗超级细菌”计划，在未来五年将大力加强针对耐药病原菌药物的研发，业内有人认为“抗感染药物”新的春天到来了。

 

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全球目前正在临床研究的抗感染用药总数近700种，从数量上看仅次于抗肿瘤用药。从市场表现来看，抗感染用药的市场规模仅次于抗肿瘤和糖尿病用药，位居第三位。

 

 

国内市场尽管受到限抗令的影响，但从样本医院数据库来看，抗感染用药市场规模依然位居首位。尤其是2014年，抗感染用药出现了较快增长，一扫多年的颓势。其中，头孢类、抗真菌类和抗肝炎病毒类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一方面主要来源于新一代肝病和真菌感染治疗药物上市带来的市场增量，另一部分则是限抗多年市场的恢复性增长反应。

 

趋势点睛

目前国内抗感染用药的使用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构仍需进一步规范，抗生素耐药问题依然非常严重，抗感染药中最主要的抗生素类的限制还会继续加强，故抗感染药的未来难言乐观。

 

或许因为中国一直是抗生素大国，中国的抗感染药物研发依然非常活跃，在研新药在数量上同样仅次于抗肿瘤用药。

 

2011年以来，国内申报的抗感染一类原创新药总数超过20个，如安妥沙星、依米他韦、赛拉瑞韦、左奥硝唑酯二钠、头孢妥仑、硝唑喹啉、百纳培南、MRX-1、左精那沙星、ASC08等，这其中不少品种都属于研发热点领域，已有不少品种获批或即将获批。但是，在抗生素管理日益严格的大背景下，这些品种的未来市场不能轻言乐观。

 

4、生物仿制药：需要降温

生物仿制药虽然不属于原创新药，但其开发难度相较于新药并不简单。在中国，开发一个生物仿制药的时间和费用都不低于新药。

 

在全球和中国市场，以安维汀、美罗华、赫赛汀、爱必妥、来得时、恩利、修美乐和类克为代表的生物药物市场规模巨大，使得有志于生物仿制药的制药企业都将目光聚焦在这些品种上。

 

随着生物仿制药法规的逐步完善，生物仿制药的开发难度有望降低，政策层面上各国也希望通过合格的生物仿制药替换原研药，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高昂的生物药治疗开支。

 

趋势点睛

在中国，或许依然是企业太多的问题，一旦出现热点往往会一哄而上。根据CDE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研的爱必妥的生物类似物重组抗EGFR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西妥昔单抗注射液）有8个，美罗华的生物类似物有8个，赫赛汀的生物类似物有10个，来得时和安维汀的类似物不少于10个；国内申报的恩利、修美乐及类克的生物类似物则更多，合计超过40种。此外，还有不少药企的类似生物仿制药正在开展临床前研究，也将陆续加入生物仿制药的洪流中。

 

被仿制品种无疑市场容量巨大，但其中不少品种实际目标人群并不多，生物仿制药的上市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者治疗费用，但如此多的进入者，真的都能分到一杯羹吗？

 

还需要指出的是，生物仿制药不同于化药仿制药。由于生物药品的特殊性，不可能仿制出完全相同的产品，包括产品物理化学性质、质量标准、培养基、发酵工艺等的细微差别，都可能导致生物仿制药与原研药千差万别。此外，既然不是同一药物，仿制药能否使用原研药的通用名也争议颇大。对于医患来说，用重组抗TNFα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注射液替代阿达木单抗，或用重组抗CD20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射液替换利妥昔单抗，绝非想象中简单。生物仿制药如不能顺利替换原研药，则会严重影响产品后期的市场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