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森（不愿为本文发表评论）对于制药行业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对于该行业里很多经营者的所作所为并不认同。他说，制药公司的研发和营销支出过高，被禁锢在一种落后时代几十年的模式里。“我在当顾问的时候，常常与这个行业里的CEO们交谈，他们承认很多研发支出都没有成效。”他在2014年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讥讽地说道，“但他们不敢削减研发支出，因为他们担心公司股价会下跌。”

 

2008年，当他接管Valeant的时候，这个公式被颠倒了过来：削减研发支出意味着公司股价上升。当时，药物研发效率处于最低谷。尽管2007年的全球药物研发支出超过600亿美元，但那一年只有18种药物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的批准，创下历史最低纪录。皮尔森认为，如果你想挣钱，就要放弃研发，着眼于风险较低的项目和积极的金融工程，比如与一家税收属地在巴巴多斯岛的加拿大公司合并，可以将Valeant的税率降低至5%。他在2010年就是这么做的。

 

显然，皮尔森将把博士伦剥得只剩骨头（后来，他在宣布收购博士伦的电话会议上说，桑德斯的团队“剥得太少”，博士伦的成本结构可以与“大型制药公司”相比。他承诺将把销售、日常和行政支出从销售额的40%降低到20%。他上台后履行了诺言）。

 

桑德斯从IPO路演现场返回，在周五与皮尔森见面，于周六凌晨4点签署了出售博士伦的协议。尽管他在这家公司里只呆了24个月，但他的话语中却出人意料地满怀感伤：“我很伤心。我对博士伦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喜欢这家公司，喜欢这里的人，喜欢那些顾客。它几乎变成我的第二个家。”但他说，这“绝对是正确的决定”，从来没有任何人质疑这个结果。“从被华平收购的那天起，该公司就一直待价而沽。”他说，“这就是私募股权行业的模式。华平救了这家公司，因为如果这家公司在上市后才进行这种转变，那么它的经历会非常痛苦。”

 

这宗交易完成后，桑德斯离开华平，加入伊坎的阵营。2011年，伊坎收购了森林实验室11%的股份，并在董事会里安插了一名代理人。他使董事们相信，该公司84岁的CEO霍华德.所罗门（Howard Solomon）已经大不如前。所罗门打算将公司交给自己的儿子大卫，这令伊坎大为光火。“森林实验室不是老子传位给儿子的专制王朝，不能无视这种行为带给股东的巨大风险。”伊坎在致股东的信中愤怒地写道，并全部使用大写字母进行强调。

 

在博士伦收购交易完成后，桑德斯马上被任命为森林实验室CEO，以安抚伊坎的情绪。他迅速动用哈桑的口号策略，把即将到来的重组称为“恢复活力”，并几乎立刻就把心思放在并购上。在加入该公司三个月后，在旧金山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保健大会（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上，他与阿特维斯CEO保罗.比萨罗（Paul Bisaro）一同享用牛排大餐。席间桑德斯开玩笑地说起了两家公司合并的事情。而这个设想就此生根发芽，他们不断地谈论此事，越来越认真。

 

2014年2月18日，阿特维斯以280亿美元收购森林实验室，较该股先前收盘价溢价25%。这笔交易使伊坎挣到近20亿美元。“他进入公司不到五个月就做成了这件事。”伊坎说，“真是太棒了。我觉得他干得相当出色。”

 

再次以成功者的姿态失业后，桑德斯与伊坎共进晚餐，提议通过向大型制药公司收购一些面市已久的药物来创建一家新公司。伊坎答应只要通过尽职调查，就向他提供20亿美元资金。“很少有人值得我这么做。”伊坎说。

 

通过一系列重磅交易，比萨罗把阿特维斯打造成了60亿美元的仿制药巨头。他也认识到了桑德斯的才能。“如果他离开，如果我们失去他，那么这家公司的情况将会恶化。”比萨罗说。在阿特维斯的公司食堂里共进午餐时，他邀请桑德斯担任合并后新公司的CEO，桑德斯接受了。“我知道，自立门户或许能让我挣到更多钱。”桑德斯说，“但我认为阿特维斯很特别。”

 

当然，按照桑德斯的行事风格，上任后的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进行重量级的收购。2014年7月11日，在正式成为阿特维斯CEO仅仅十天后，桑德斯就向董事会提出申请，要与艾尔建CEO大卫.普约特（David Pyott）展开收购谈判。当时，普约特正面临着制药行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恶意收购，而这个行业正是以恶意收购而着称。

 

普约特担任艾尔建CEO已有17年。他曾把艾尔建一款用于治疗弱视的授权产品变成价值20亿美元的畅销药保妥适（你应该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在十年时间里，他实现了12%的销售额年化增长率，股东回报率达到267%。但在Valeant 掌门皮尔森的眼中，他是效率低下的CEO，因为他让臃肿的支出拉低了公司股价。皮尔森出价456亿美元收购艾尔建，较后者当时的股价高出31%，并让潘兴广场资产管理公司（Pershing Square）的激进对冲基金经理威廉.阿克曼（William Ackman）购买了艾尔建9.7%的股份，以促成这笔收购交易。

 

皮尔森的吝啬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一次投资者见面会上，他开场就说道，他们之所以身处于这么豪华的房间，只是因为阿克曼付了钱。“这样的事情不会有第二次，除非有其他人付钱。”他说。这种吝啬也被他用到了对艾尔建的计划安排。他承诺将艾尔建的十多亿美元研发预算削减69%，至3亿美元，并将合并后新公司的经营预算削减40%，即18亿美元。

 

普约特断然拒绝。“Valeant卑鄙无耻，自那时起还没有什么事情能改变我的这种看法。”他说，“他们专门干资产剥离的勾当。”为了打退进攻，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他公开批评Valeant，亲自操刀削减研发和经营开支，甚至在加州提起诉讼，指控阿克曼购买的股份来自于内幕交易。

 

2014年7月30日，桑德斯打电话给普约特，想要扮演救星的角色。在历经数月的电话沟通中，他把自己描绘成反对皮尔森的人，尽管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皮尔森对制药行业的看法。桑德斯告诉普约特，他不会像皮尔森那样剥光艾尔建，这家公司将继续在干眼症药物和保妥适替代品等方面进行关键研发，该公司将基本上完好无损。他们一直在谈，仅在去年10月就谈了六次。这期间，皮尔森和桑德斯对艾尔建的出价不断攀升，超过了600亿美元。当普约特针对阿克曼的诉讼反而引火烧身时，他终于同意了桑德斯的条款。最终价格为670亿美元，对于吝啬的皮尔森来说，这个价格太高了。桑德森赢了。

 

在收购艾尔建的前夕，桑德斯说的所有话都有助于维持平静的局面。首先，他承诺让该公司的研发预算保持不变。合并后的阿特维斯将拿出17亿美元用于研发，占到销售额的7%，而Valeant只打算拿出2.5亿美元，仅占到销售额的3%。桑德斯甚至说，他计划保留在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研究，因为艾尔建在细菌毒素（比如保妥适）和干眼症课题上的研究处于世界前列。他指出，如果除开仿制药业务，阿特维斯的研发投入将占到销售额的13%，与大型制药公司相当。即使是在销售和其他营业支出方面，他也只打算削减18亿美元开支，比例大约为20%。超过这个比例就会产生副作用，Valeant就是例子。惹恼所有的新员工会产生反作用，代价很高。“我们不是经常呼吁财务审慎的伯格先生。我们也不是为了吞食其他公司。”桑德斯说，“我们实际上是想学习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工艺流程，当然也想向他们的人才学习。我们想要变得更好。”

 

时机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制药行业研发效率处于最低谷的时候，皮尔森对Valeant采取的节俭换现金策略深深吸引了投资者。但在去年，美国有41种新药获得批准，比2007年多出130%，部分原因在于新的科学成果使更多的研发项目获得成功，此外运气也是一个原因。

 

不过，桑德斯就是桑德斯，因此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快速出售。最有可能的买家是辉瑞。去年，辉瑞试图以1,000亿美元恶意收购阿斯利康（AstraZeneca），部分原因是为了把税收属地弄到伦敦，以免向美国纳税，但这次收购未能得逞。分析师指出，收购阿特维斯也能让辉瑞达到同样的目的。

 

而且，辉瑞已经在考虑剥离仿制药业务，产品几乎全是该公司以前开发的药物。将这项业务与阿特维斯合并的话，辉瑞将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仿制药业务，同时也能扩大业务规模。在去年夏天接受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分析师的采访时，辉瑞似乎有意收购一家仿制药公司。辉瑞拒绝对此置评，桑德斯则认为两家公司达成并购交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大门是敞开的。“我们的股票每天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他说，“我们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对股东非常友好。”